7月17日，联合国点评日本女天皇问题，鼓励各国“采取能够在所有社会领域，提高女性权利的包容性政策”。这句表态又让日本不乐意了，高市政府对此强烈抗议，自称“皇位继承方式事关国家根本”。
说到这里，可以开一个颇有历史讽刺意味的玩笑：日本有什么资格抗议联合国，有什么资格对联合国指手画脚？《联合国宪章》不是至今还保留着“敌国条款”吗？
这个玩笑在政治与历史意义上颇有讽刺力量，但在严格法律意义上只能成立一半。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七条和第一百零七条所说的“敌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宪章签署国为敌的国家，日本当然属于其历史对象。
1995年联合国大会已经认定这些条款过时，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又决定删除，但由于修改宪章需要履行极为严格的程序，相关文字迄今仍未被正式删去。
因此，日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当然有权对联合国机构的意见提出反驳，“敌国条款”也不能被当作今天可以绕过安理会对日本使用武力的现成授权；但只要这些文字一天还留在宪章里，日本就很难把自己打扮成与二战历史毫无关系的普通国家。
这次联合国再次碰到了日本最敏感的地方。2024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认为，皇位继承仅限男系男子不符合男女平等原则，建议日本修改皇室典范。
日本政府不仅抗议，还在2025年要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不得将日本的任意捐款用于该委员会，并取消了邀请委员会成员访日的安排。
近期联合国又鼓励各国提高女性权利和地位，日本当然可以反驳，因为这类建议并无法律强制力。
但讽刺的是，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中仍然保持着战败“敌国”历史标记的国家，为了维护“男子继承”而对联合国人权机构采取报复性姿态，发起人还是该国的第一个女首相，画面确实充满了黑色幽默。
更大的问题还在日本国内。高市宣称修法获得了“压倒性多数”支持，参议院最终也确实以184票赞成、57票反对通过了法案，但国会票数与社会认同完全不是一回事。
雅虎日本对热门评论的人工智能聚类显示，33%的评论质疑麻生太郎参与修法，31%担忧修法程序，26%不信任高市的应对，另外10%质疑男系男子原则，四个类别没有一个是在正面支持政府。
获得超过三万次认同的热门评论更直接指出，麻生的亲妹妹信子妃可能成为养亲，麻生本人却担任自民党相关恳谈会会长并主导修法，这至少构成必须解释和回避的利益冲突外观。评论区虽然不能替代全国民调，却足以证明高市完成了议会表决，并没有完成社会说服。
反弹也不限于匿名评论。野田佳彦公开追问，令和时代是否将变成麻生家如同平安时代藤原家一般把持皇室的时代，并明确表示政府把养子男系子孙的皇位继承资格写进法案，已经超出了此前所谓“立法府总意”。他后来服从党内决定投下赞成票，却仍将结果称为自己的“败北”。
更惊人的是，前文部科学事务次官前川喜平公开主张，如果法案通过，德仁天皇可以拒绝公布，不给予“御名御玺”。
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要求天皇、皇后和爱子内亲王暂停公务以表达抵抗的声音。
德仁天皇此前也曾谨慎表示，希望有关皇族人数的制度讨论能够获得国民理解。虽然不能把这句话直接解释为反对法案，但在高市强行宣称“国民总意”的背景下，这种异常谨慎的表达已经被广泛视为一种忧虑。
前川喜平的主张在现行日本宪法下显然站不住脚。
日本宪法第三条规定，天皇的一切国事行为都必须经过内阁的建议与批准，责任由内阁承担；第四条规定天皇没有与国政有关的权能；第七条虽然把公布宪法修正案、法律、政令和条约列为天皇的国事行为，却没有赋予天皇实质否决权。
换句话说，德仁天皇在法律公布上的作用是形式性和礼仪性的，而不是另一院国会。
如果天皇真的拒绝御名御玺，就不只是拒绝一项法律，而是把自己从象征天皇变成拥有政治判断权的君主，日本战后宪政秩序将立即出现根本性危机。
可是，前川的主张越不符合现行宪法，越能说明日本社会的情绪已经被高市逼到了什么程度。
当一位担任过文部科学省最高行政职务的人，宁愿要求天皇突破宪法边界，也不愿接受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法律时，真正破裂的已经不是某一条继承规则，而是社会对国会代表“国民总意”的信任。
国会方面把公开质询压缩到数小时，自民党甚至一度要求审议不进行电视和网络直播，政府又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的养子子孙继承资格塞进法案，最后却要求社会把既成事实理解为九年讨论的自然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开始幻想由天皇亲自踩刹车，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突然渴望恢复君主专制，而是说明正常政治程序已经无法为反对者提供有效出口。
从中国角度看，这场宪政冲突未必是坏事，但中国愿意见到的绝不应是天皇获得否决国会的政治权力，而是高市动员装置内部的矛盾被充分暴露。
高市已经基本完成了国家系统层面的对华动员，正在通过皇室、国旗、传统和国家尊严推进更深的文化动员，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以修宪推动全面动员。
皇室典范修法原本可以成为一次演练：把国会多数包装成国民总意，把反对意见压缩为对传统的不敬，再把不可逆的制度变化强加给社会。
现在，评论区的一边倒、野田对“麻生家外戚政治”的质疑，以及要求天皇拒绝公布法律的极端呼声，恰恰证明这次演练并没有在社会层面成功。
敌国条款因此不再只是一段尘封的国际法文字，而成为一面颇有意味的历史镜子。
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国际社会把它视为已经完全正常化的大国，另一方面却继续以战前式男系血统观念安排皇位继承，并准备借对华安全动员突破战后和平制度；一方面抗议联合国干涉皇室，另一方面又由政客绕过广泛民意，深度介入皇室结构。
日本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联合国有没有资格说话，而是它究竟要成为一个以国民主权和男女平等为基础的战后国家，还是借修法与修宪重新回到以血统、动员和国家神圣化为轴心的政治道路。
高市越急于替日本作出后一种选择，日本社会内部的反弹就越强烈，而这种反弹所造成的宪政裂缝，正是阻止对华局部动员继续升级为全面动员的重要制动器。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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